摘要: 隋唐两代商业是在西晋末以来社会经济大波动中，商品经济遭到大破坏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我们从唐代手工业商品生产之增长，市制之发展以及其他与市场相关之服务组织，如邸店、柜坊等之兴盛，特别是金属货币需求量激增等现象，即足以概见这段时期商业性质已渐发生变化，开始走向与...
隋唐两代商业是在西晋末以来社会经济大波动中，商品经济遭到大破坏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我们从唐代手工业商品生产之增长，市制之发展以及其他与市场相关之服务组织，如邸店、柜坊等之兴盛，特别是金属货币需求量激增等现象，即足以概见这段时期商业性质已渐发生变化，开始走向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显然与秦汉的贩运商业有所不同，正在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过渡。
由于唐代商业发达，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大，社会已视商业为一项重要职业，商人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
1.隋唐商业分工颇细，与手工业商品生产是相适应的。我们从两京市制之分“行”，即可窥知梗概。隋东都洛阳之通远市有一百二十“行”，而唐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行”的增多，表明市的规模益大，商品生产更加发达，品种日增。按市内之“行”，实即《周礼》市制中之“肆”，原义本为同类商品陈列之行列，所以又可称之为“行”。就商业分工而言，“行”实即指经营同类商品之行业。唐代工商业都有“行会”组织。
2.隋唐仍继承了传统的市里（坊）区分的城市规划体制。坊内不许设置铺店，商肆一律聚集在指定的集中商业区——“市”。市为封闭型形制，设有市官管理。营业仅限于日中，不许夜市。市内除“肆”外，还设有“廛”及管理官署。如隋东都洛阳之丰都市即为一例唐代市制同样如此。
自中唐以来，因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这套市制也开始动摇。至晚唐，不仅有突破坊墙约束，坊内设店之举，而且还一反“日中为市”传统，出现了夜市。其时大商业都会，改革市制的呼声和活动最堪注目，例如晚唐首屈一指之全国特大商业都会扬州，竟形成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大型商业街市格局，以及“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繁盛景象。大小城市郊区以及交通要道的草市，亦如雨后春笋，发展很快。草市是自发形成的，虽有一定的市场建设，但既无市官，也不为旧市制所约束。有些草市因地处交通要冲，商贾云集，各方货物并陈，聚居人口亦众，手工业也渐呈兴盛之势，而致发展成为市镇，甚至成为县治。例如唐德宗大历七年曾以张桥行市为县。除城郊草市外，农村集市也有新发展。农村集市规模有大有小，集市的时间也长短不一。集市地点虽有一定，但没有正规的市场建设。这两类的市，可作为城市市制的补充，充当所在地方以城市“市”为核心之商业网络组织的基层据点。
3.唐代邸店很发达，故长安东西市四面都立邸，为数很可观。由于利润高，不唯富商巨贾在京师及大商业都会，如扬州、成都、汴州等，开设邸店谋利。一些权贵官吏乃至藩镇，也纷纷参与经营。因之，为整肃政纪，曾屡诏禁止。当时外商亦有营此业的，如长安西市便有“波斯邸”。由于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城市又出现了专营类似银行存贷款业务的“柜坊”，如长安西市就有“柜坊”。邸店、柜坊都设于市内，实属当时市制中为商业服务的辅助组织，对发展商业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4.隋唐虽仍继承前代传统以绢帛作通货，但都铸钱统一金属货币。因商品经济日益繁盛，商旅为求便利，而致产生重货币轻绢帛的现象。绢帛通货作用日益下降，金属货币需求量激增，以致发生“钱荒”，有的地方还禁止现金出境。于是“飞钱”（汇兑）之制应运而兴，以求便利商旅。这也反映了中唐以来因商品经济飞跃发展的需求，而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唐代除铜外，金、银也进入了法币行列。
5.隋唐商业交通较前代又有较大的发展。隋继承前代所经营之全国官道系统，并加以改善补充。隋场帝在筑路方面更有新发展。唐人继承了隋代经营的全国干道网，而且更陆续增修了许多地区道路，以适应发展地方经济需求。唐代除进一步完善全国道路系统外，尚积极经营边区及通外国的道路，以便发展对边区少数民族以及西域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水运方面，隋代修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运河，使黄河、淮河及长江三大江河水系联为一体，为便利漕运，增强南北经济交流，发展各区域经济，作出了极大贡献。唐王朝视大运河为生命线，不仅经常加以维修疏浚，而且还进行了一些重点改善工程。对汴河的治理，也是卓有成效的。
重视南北干线大运河的同时，唐代还积极开凿地区性运河，以发展水运，从而有利于漕运和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经过这番经营，已形成天然河流与人工运河相结合的全国水运网。
由庞大的道路系统与水运网组成的全国水陆交通体系，是唐代繁荣商品经济的重要保证。唐王朝在经济重心南移的格局下，依靠这套交通体系，以江南财富来支持东西二都，维系其统治。
6.因商品经济及商业交通的迅速发展，故隋唐商业都会亦呈欣欣向荣之势。除前代遗留的商业都会大多仍继续承担其职能外，有的因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故城市较前代更加繁荣。例如大运河线上之汴州、岭南海港之广州、西南之成都等，都属此种类型。在水陆交通干线上，新增加的商业都会为数亦不少。例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新置之河阴县，因处于交通要冲，致成为漕运转输要地及各方货物聚集、商贾往来频繁的商业都会。在新兴商业都会中，尤以扬州最为突出。因扬州位于江淮交汇处大运河线上，又临近海口，且拥有富饶的江南经济区作背景，致一跃而为全国商业中心，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有唐一代首届一指的特大商业都会，位于商业繁盛的成都之上，时人故有“扬一益二”之称。
经隋代及唐初的经营，饱经战祸摧残之“山东”及“山西”两经济区的商业都会亦渐复兴盛，“江南”经济区的商业都会则更有了进一步的较大发展。在江南经济区内，除固有的商业都会得以更加繁荣外，新增的大小都会为数也颇可观。区内商业都会分布的广度和密度已有显著的提高，特别是扬州的勃兴，尤充分体现了当时这一经济区商品经济的实力。
简要地叙述了隋唐的经济概况。透过这些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代，特别是唐代经济发展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其中最为深远的：第一是进一步发展南方区域经济，巩固前代逐渐形成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格局，从而确立全国政治与经济两个重心分离的布局体制。第二是探索商品经济演进的新途径，促进商业性质由古代单纯贩运型，向近代与工农生产结合型过渡，为后世商品经济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两点对后代关系至巨，是我们考察唐代经济发展问题所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