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朝入关前 清朝入关后 开垦政策 招民开垦具体实施 相关链接 清朝入关前 1644年(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八旗兵入关，攻取北京,清朝遂成为君临全国的统治者。为了便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清廷决定迁都北京，这次迁都不只是皇室的迁移，而是一次举国的搬迁，几乎全...
清朝入关前
1644年(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八旗兵入关，攻取北京,清朝遂成为君临全国的统治者。为了便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清廷决定迁都北京，这次迁都不只是皇室的迁移，而是一次举国的搬迁，几乎全部的臣民从东北南部的辽沈地区迁往中原的京畿地区，习惯上称这次大移民为“从龙入关”。据载，当时“从盛京迁移北京的人流，三十五、六日间络绎不绝。行李俱用胳驼运送，亦有用马者,然其马并不施以鞍镫，其行李皆露于外”。这次大移民，持续了几年时间。1646年(顺治三年），朝鲜使臣李基祚从北京返回朝鲜，途中所见:“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这次大规模的迁徙究竟有多少人口？史书无明确的记载，据后人推算，总人口当在90万人以上。
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从龙入关，尽族西迁”，造成了辽沈地区人口锐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经营二三十年的辽沈地区，除盛京和锦州几处有少量兵丁留守外，辽沈大地一时是野无农夫，路无商贾，“土旷人稀，生计凋敝”。
张尚贤对辽东形势的奏报并非过分夸张、渲染，而是亲眼所见。在清廷供职的比利时人南怀仁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随康熙帝东巡，途中所见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废，残垣断壁、瓦砾狼藉，连续不断。废墟上新建的房屋，毫无次序，有的是泥土夯筑，有的是石块堆砌，大多是草苫的，瓦顶的、木板圈房缘的极罕见到。战争前的许多村镇，其遗迹早已消失”。
清朝入关后
由上述材料可见，清朝入关后，东北地区，主要是辽东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到处是残垣断瓦，满目疮痍，一片荒凉。与此同时,关内战争犹酣，土荒丁亡，财尽民穷。清朝刚刚入主中原，尚未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和控制,如果将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弃之不顾，势必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清入关后不久，便开始着意于辽东经济的重建,以巩固其后方根据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充实根本”，在1644年至1668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七年）的23年间，清廷实行奖励向辽东移民的政策,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关内汉族人口向辽东地区移民的法令。
开垦政策
1644年(顺治元年)谕令:“州县衙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无力者官给牛具籽种”。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首次下达了允许汉人出关垦荒的谕旨。上谕云：
“自兴兵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流离无告，深可悯恻。著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
由上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谕令是动员早年人关在内地各省居住的原辽东汉人返回关外。
由上可见，顺治年间，为了改善辽东地区因明清战争以及迁都北京后所导致的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的空虚局面，清廷采取了一系列的复原措施，其中最能充分体现清廷急于充实东北地区、对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具有决定性的政策法令，是辽东招民开垦令的出台。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正式向全国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按招民的多寡，授以大小官职，并发给移民耕地、种子、口粮等，以破格奖励和优待的办法，鼓励关内人民出关开垦。顺治十年定例：
“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口给月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
招民开垦具体实施
其具体办法是:领招人先将招移之人的姓名、数目呈报户部，然后领新招之民出山海关，至户部指定的辽东州县定居，州县给领招人收文，然后领招人即按照规定，愿作文官的赴吏部，愿作武官者赴兵部，即可授官。如盛京猎户李百总，收养山海关内贫民400余口，上以其尚义可嘉，命赏衣服鞍马以示奖励”。
辽东招垦令的颁布，为清代移民开发东三省揭开了序幕。清廷为了鼓励领招人招揽汉族民人，以后又陆续颁布优惠政策，叠加优典，以补充原令之效力。1662年(康熙元年），永历政权覆亡，标志着大陆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政府更加全力经营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三次颁布招民出关开垦令:“康熙二年谕，辽东招民百名者，不必考试,俱以知县录用”；“康熙四年题准，招民百家者不分年分次序，以知县先选”；“康熙六年覆准，辽东招民百家者，'嗣后咨部停止先选，仍论年分次序选授”。为了招徕更多汉人，清廷还采取了降低赋税的办法。如，1658年(顺治十五年）定辽阳一带每亩只征银三分，这与赋税繁重的关内各省相比，对移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从1653年(顺治十年)辽东招民开垦令颁布到1668年（康熙七年)取消辽东招民授官之例，这一政策前后共实施了15年。在招垦优厚条件下,燕齐穷困之民，闻风踵至，“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队出关觅食。据《辽阳吴氏族谱》记载，辽阳吴氏的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1651年(顺治八年），“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族籍，占地50余亩,再迁辽阳城北50里孟胡屯，选村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辽西的锦州、广宁（今北镇县）、宁远（今兴城市）等地从关内迁来的移民竟有千家之多。同时,为躲避战乱而逃亡的汉民亦纷纷回到辽东，仅回辽东半岛的金州原籍者就有700佘名。由于金州一带地荒人稀，清廷准许在金州“任意开垦”，致使金州一带“生聚渐多”。到顺治末年，宁远、锦州、广宁一带“人民凑集”，奉天、辽阳、海城一带亦“稍成府县之规”。
可见，辽东招垦政策虽然仅实施了15年，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可以从移民数量的增长上反映出来。东北人口到清代才有比较详细的数字，但顺、康、雍三朝只有丁数，没有口数。因而，关于这一时期移民的具体数字，我们很难得知，但从局部地区人丁数的增加，可稍见其端悅。所谓“人丁”，按清朝定例，系指男16岁以上、60岁以下、须向官府交纳丁税的成年劳动力。据《盛京通志》一书记载,1660年(顺治十七年）始有人丁的统计数字，这一年，辽阳、海城新增人丁3723丁。1661年（顺治十八年）金州新增229丁，1662年（康熙元年），辽阳、海城、锦州三处新增人丁420丁，嗣后岁有增加，至1668年(康熙七年），承德(今沈阳市）等6州县即增人丁2643丁。据顺治十八年所查奉天府人丁总数为3952丁，其中辽阳、海城新增之丁，即占94%,而盛京地区的总丁数已达,557丁。可见，顺治末到康熙初，盛京地区人丁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这些“新增人丁”绝不是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而是移民大量迁入的表现。
综上，顺治、康熙初年的鼓励民人开垦政策，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复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人口增加，民户增多,对医治战争创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