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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1945年8月侵华日军化学战在线地图 来源于《中国现代史地图集1919-1949》，本地图的比例尺为1:10000000，主编为武月星，并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侵华日军化学战

化学武器又是一种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置国际公法于不顾，对中国疯狂地发动了毒气战，大量杀害了中国军民，犯下了又一滔天罪行。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毒气战，是日本大本营既定政策，是根据日军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的。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战争一开始，日本大本营立即建立了 毒气实施体制。7月.27日，天皇发布命令，将野战毒气部队第3、第5营和第1野战化学实验部队派往华北战场。当时，日军在卢沟桥对中国第29军阵地进行轰击时使用了毒气弹。之后，日军统帅部根据侵华战争的需要，陆续向中国战场派遣野战毒气部队，不时下达新的毒气战命令，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侵华日军的毒气战遍及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16个省（市），380个县（地区）。

从地域看，侵华日军在华北使用毒气更为频繁。究其原因： 一为华北战场外籍人士较少，可避免世界舆论的谴责；二是华北为敌后战场，日军受游击队的袭击无法应付，便采用生化武器进行报复。在南口战役中，日军被中国守军重创，进攻受挫，就对中国守军施放毒气。在1937年9月至11月的 太原会战中，日军多次使用毒气。1938年4月4日，日军集中了万余人，分9路围攻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及部分 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大肆使用毒气。1938年7月，日军在曲沃地区作战中，共发射毒气弹2200发，施放“红筒” （喷嚏性毒气）12600个，在毒气袭击之后，迅速向中国守军阵地纵深推进。1938年9月中旬，日军集中5万余人对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围攻，大量使用“红筒”，毒袭宽度达4.5千米，八路军官兵中毒人数在5个营以上。1939年4月22日，驻河间日军第27师第3团约2000人向齐会进攻，再次使用毒气弹，致使贺龙师长等500将士阵前中毒。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中，每当作战不利，日军就太放毒气，造成八路军官兵近万人中毒。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战场用毒近300次，造成八路军官兵约2万人中毒伤亡。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会战中，日军用毒在10次以上，中国军民中毒伤亡不下3500人。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对太行山3次大“扫荡”中频频用毒，向 八路军总部机关驻地施放糜烂性毒气，数周后犹未消除。日军“扫荡”冀中平原时，各种毒气并用，上千军民罹难。

在华东、华中战场，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沪抗战中，日军对中国军队进行了23次毒气攻击。耷徐州会战中，日军更是频繁使用毒气。此战役结束，日军立即根据作战 中毒气使用的经验与教训，编成《毒瓦斯之使用及战例》在部队中推广。1939年3月至5月的南昌会战中，日军为保障主力强渡修水，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3000余发，在12千米宽的正面施放 毒气筒1.5万个，中国守军由于中毒伤亡过重，被迫撤退。1942年5月至8月的浙赣会战中，日军用毒不断，中国军队中毒伤亡者至少在千人以上。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共发射各种毒气弹(筒)48489个，达到侵华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极点，多次造成中国军队成连、成营、成团的官兵中毒伤亡。在1941年9月至10月宜昌作战时，日军对进攻的中国军队发射各种毒气弹2500余发，施放毒气筒1万多个，仅第9、第76师的中国官兵中毒者就达1600余人。在抗战后期，日军垂死挣扎，在各种作战行动中，仍不断对中国军队大量使用毒气，如在常德会战中，日军频繁使用毒气进攻，使1800余名官兵中毒。

侵华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而且还施毒残害手无寸铁的 中国居民。1941.年1月15日，日军在冀东丰润、深县、迁安之交的潘家峪用毒气等手段杀害居民1032人。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河北定县北疃村民为躲避日军屠戮，藏在村中地道之内，日军竟施放毒气，毒死800余人，其中大部分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了提高毒气战的效能，日军毒气部队竟用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毒气“活体”试验，受害致死者达3000多人。日军还大肆在我后方和沦陷区 播撒毒药毒物，残害中国民众。

据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约为2154次，中国军民受毒伤亡的人数达10万人。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时，为了“逃避罪责、隐蔽证据”，把剩余的毒剂弹药、毒剂就地掩埋，继续给中国人民的健康、环境保护造成祸害，迄今为止，已发现侵华日军遗留的毒剂百余吨，毒剂弹药百万发以上，造成人员中毒上千起，伤害人数达2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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