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山川形便的意思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这个原则是最自然最直观的原则。尤其在高山大川两边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气候和土壤，形成不同的农业区，也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在《礼记》中就说道:“广谷大...
山川形便的意思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这个原则是最自然最直观的原则。尤其在高山大川两边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气候和土壤，形成不同的农业区，也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在《礼记》中就说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因此采用山川形便的原则，意味着政区的划分是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同一化基础上进行的。
在中国，山川形便的原则是与边界概念的形成同时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边界已以山川作为标志。《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春秋中期，晋国大夫赵穿杀晋灵公，当时担任正卿(类似后世的宰相）的赵盾，为了避免弑君的恶名而离开国都出走，表明自己不曾与闻其事，但是他“未出山而复”。于是晋国史官大书:“赵盾弑其君”，理由就是他“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可见当时的晋国是以山为境的。以河为境的例子前面已经提到，即“齐赵以大河为境”。战国时期，齐、赵两国不断相向扩张领土，最终止于河水两岸。
汉代郡的幅员比秦小了许多，又因为后来分割、蚕食王国领域的结果，使得部分郡与山川界线不合，如西汉临淮郡跨淮水两岸，西河郡据黄河东西，这在秦代和汉初都是未曾有过的现象。当然南方的一些郡界也仍与山川相符，最典型的是豫章郡，几乎与今江西省完全一致，三面以山、一面以江为界。东汉魏晋以后的郡国是在西汉的基础上调整，因此边界也与山川大势有相当程度的背离。两汉魏晋的州界比起郡国边界来，要更符合山川界线。但是南北朝以后，州郡不断分割，幅员直线下降，政区划界已无一定之规。
隋代一革前朝之弊，不但简化层级，省并州郡，而且郡界也都以山川形势而定。如河东诸郡边界又复与黄河、太行山相吻合，回到秦时的状态，虽然郡的幅员比秦代为小。河南诸郡一錾齐地以河水为各郡的北界，岭南岭北诸郡也极严格地以南岭作为它们之间的界线。在中国，作为山川形便依据的最重要的高山大川有这么一些:秦岭、南岭、淮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这是东西向的;太行山、山陕间黄河、武夷山、雪峰山，这是南北向的。隋炀帝一百九十郡中除了江都郡跨长江、临川郡越武夷山外，其余各郡无一跨越上述的重要高山大川。
政区的边界既以山川划定，则该政区往往就形成一个自然地理区域。还是以浙江为例。除北部太湖平原外，浙江全境为丘陵山地所盘踞。在山地之间分布着包括钱塘江在内的许多单独入海的短小河流。这些河流的谷地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地，因此每条河流的流域或者这个流域的一部分就构成唐代的一个州。如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的支流小溪和大溪流域所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苜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涵其一条支流。因此在这些州的地域范围内，就存在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与均一性，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古代战争水平不高，崇山峻岭、长河大川都是天然的防守工事，因此如岭南山地，如四川盆地，如山西高原，都是地理条件极佳的割据区域。五经之一的《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这一思想在古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劝刘备占据益州，骨子里的思想就是，倘使刘备不能进而逐鹿中原，也可退而为一国之君，事实果然如此。蜀汉虽然既弱且小，但竟能与魏、吴鼎足而三，就是因为益州北有秦岭作屏障，东有巫山之险阻，内有沃野千里的盆地，具备长期固守的条件。
岭南地区在古代亦被称为“负山险阻”。虽然南岭山脉并不十分高峻，但由于远离王朝统治中心，所以也容易造成割据。秦汉之际赵佗就在此建立南越国，延续至百余年之久。五代十国时期.南汉政权也在这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秦代一开始，统治者便有意识地采用犬牙交错的原则与之相抗衡。隋唐时期之所以强调山川形便原则，是因为隋郡，尤其是唐州比秦郡小了许多，即使州郡之界与山川相符合，也不可能造成割据。但即使那样，犬牙相人原则在隋唐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元、明、清时期，这一原则更发展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使部分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域相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