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秦朝时期咸阳采取了下面两个主要规划观点： 1、以广阔京畿（内史）作为规划背景，形成京城与京畿的有机结合。 2、运用天体观念来改造咸阳。 前者实为“博”的意向，以扩大规划境界，充实规划基础。后者既为“新”，同时又可体现“尊”。这两...
秦朝时期咸阳采取了下面两个主要规划观点：
1、以广阔京畿（内史）作为规划背景，形成京城与京畿的有机结合。
2、运用天体观念来改造咸阳。
前者实为“博”的意向，以扩大规划境界，充实规划基础。后者既为“新”，同时又可体现“尊”。这两个是相互为用的有机整体，由此而形成的规划结构，不仅足以产生“新”、“尊”、“博”的意识，发挥大一统封建帝都形象的精神功能；而且还可结合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大力发展关中区域经济，增强京畿物质力量，从而确保咸阳在全国的核心地位，为弘扬它的精神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始皇二十六年，为实行中央集权政体的郡县制，曾划咸阳所在地区为“内史”，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京畿区域。并“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以充实京师。二十七年又开辟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以内联京畿，外及全国，更充实了已有的水陆交通体系。同年还确定：“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这段话表明，始皇继承前代传统，将咸阳城市渡渭向南扩展；另一方面则按天体观念，建置“天极”来规划咸阳。这个意向，至始皇晚年更为明确。据《史记》记载：“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范中。先作前殿阿房，糸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之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波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从这段记述，可见始皇锐意经营渭南，拟将咸阳重心置于丰镐古都之间，故另建新天极——阿房宫，并扩大城址直达南山，即以山为宫阙，视渭河为“天汉”（银河）。凭借复道、雨道、驰道及桥梁为联络手段，渡渭而北直达咸阳宫。好像天体一般，自天极，经阁道，渡银河，直抵“营室”。所以《三辅黄图》称：“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以此来描述这座横跨渭河南北两岸的帝都布局情景。
这种规划格调既新颖，同时还体现了天人结合思想，表达了天子的尊严，确为规划意识上“新”与“尊”巧妙结合的反映。较之旧营国制度王城规划仅持礼制等级观念，以示王者之尊，大不相同，当是时代精神新发展的表现。
运用天体规划观念，不限于咸阳城市本体，而且更进一步结合以广阔京畿为背景的要求，扩及全畿。《史记•秦始皇本纪》还称：“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意即再次本天体观念，以咸阳城为“天极”，通过复道甬道的联系，将城周二百里内二百七十座宫观，聚结在“天极”周围，有若众星拱极一般，形成一个势将遍布全畿的庞大宫殿群，更深刻地表现了帝都的核心地位，和其浩浩无垠的广阔基础。这正是上述两个规划观念有机结合的表征，也是规划意识上“新”与“博”的综合反映。像这样的帝都风貌，诚属气象万千，蔚为壮观。不仅较之早期咸阳城市聚集在渭北一隅，气势上有天壤之别，气质上更迥然不同。即令以当时东方大都会齐故都临淄来比照，自亦不免相形见细。
始皇晚年继续执行移民政策，大力发展京畿区域（关中地区）红济，三十五年，曾徙三万家至丽邑，五万家至云阳。以充实郊县办法，企图建立以咸阳城为首的京畿区域性城市群体组织，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使咸阳城市基础不唯广阔，而且更加坚实。为提高咸阳城市在全国的主导地位，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
本来关中地区经周人和秦人数百年的精心经营，到战国末年，区域经济已渐具格局，致为秦所赖以建树统一全国大业的物质基础。始皇深知发展关中经济区域的重要性，所以开国后，极力推行强干弱枝政策，集中六国财富、人材来充实关中。此举固然关系消灭六国残余势力的政治要求，而经济意义尤为重大。移民郊县正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关中区域经济的重要措施，也是由宫城群演进到政治经济实体的城市群，从而提高京畿实力，坚实咸阳城市基础，必不可缺的基本步骤。就规划意识看，这种措施，实际上也是“博”的补充，“尊”的物质保证。
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措施所孕育的咸阳城市区域规划的新意向，或者说，新的城市宏观规划体制。尽管这个意向尚来不及完全成为现实，秦王朝就遭覆灭，但对汉代却造成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