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隋朝国祚短促，38年而亡；唐初各地义军蜂起云涌，李渊为了笼络人心，武德时期权置州、县又复加多。 武德八年政区分别比大业五年多出229个州和383个县。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总结说：“唐兴，相师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
隋朝国祚短促，38年而亡；唐初各地义军蜂起云涌，李渊为了笼络人心，武德时期权置州、县又复加多。
武德八年政区分别比大业五年多出229个州和383个县。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总结说：“唐兴，相师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而况，武德时期重复地名也多，曾同时存在过49组同名州，其中有四个义州，三个云、文、平、龙、智、南平、永、简州，两州同名则有40组；县名重名的更多，如杭、邓、衡、隰四州均有新城县，泉、衡、通三州均有新宁县，德、慈、崖三州皆有平昌县等；即使武德六年明令重名地名前加“南”字，武德八年时仍有两个南平州、两个南晋州、两个南石州和两个西会州。政区地名如此混乱，革故鼎新势所必然；结果贞观初年天下政局稳定下来以后，唐太宗悉令省并。
贞观时期的省并州县，贯穿了整个贞观时代，其中贞观元年废州73、废县137，贞观十七年废州13。贞观年间（627—649）共废157州、274县，平均每年废州6.8个、废县11.9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贞观年间政区地名的整顿及其成就，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贞观年间在省并州县的同时，另外又新置了75个州、175个县，因此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时，全国有360个州、1557个县。这就是《括地志序略》所载《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数字。这样，平均每州辖县已达4.32个，比武德八年时有所提高，可见贞观年间的省并措施是符合地名学发展规律的。到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平均每州辖县提高到4.8个，这既说明省并措施仍在继续，同时又说明省并措施并不彻底，因为这个数字离大业五年平均每郡辖6.77县仍有很大差距。顺便应指出，1986年全国县级政区（2201个）也是统县政区（地市级，325个）的6.77倍。贞观以后，州、县又陆续增置，真、昇、信、昌、宪、临、武、宿、孟等州都是后来新置的，致使省并州县的不彻底性得到加剧。这恐怕也是日后产生更高一级政区——道的原因之一。
盛唐时期，政府十分重视地名的整理工作，整理原则是减少同级地名的重名、避免地名命名重名、改掉字形相似或读音相近相同的地名用字，这些做法与今天地名标准化的概念已十分接近。
唐玄宗在世的开元、天宝年间，国力极盛，出现了“开天盛世”局面，国家有能力组织、规划并完成更改不规范地名的工作。据《元和郡县志》卷三邠州载：“开元十三年，以豳、幽字相涉，诏曰：‘鱼、鲁变文，荆、并误听，欲求辨惑，必也正名，改为‘邠，字”。最后一句，《唐会要》卷七，引作改“豳”字为‘邠’”，具体日期作该年二月二十二日。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诏书指出更名的原因是“豳”、“幽”字相涉，即字形相近，目的是“欲求辨惑，必也正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正式提出地名整理原则的诏书。
据《旧唐书•玄宗纪上》载：“开元十三年二月丙子，改豳州为邠州、鄭州为莫州、梁州为褒州、沅州为巫州、舞州为鹤州、泉州为福州，以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该年二月丙子为二十二日，与《唐会要》所载颁诏日期正合，则知该诏书内容还包括鄭、梁、沅、舞、闽©诸州的改名。改名的原因，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豳”字类“幽”，“鄭”与“鄭”字相似，“梁”与“凉”、“沅”与“原”、“舞”与“武”三组文字音相近。可见，这次更改州名的原则是去掉文相类和声相近，即地名用字相似、读音相近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唐代在县级地名的整顿方面，成就更大。更改县级地名重名、县名生僻字，唐初已有之，如武德三年改石州太和县为临泉县，乃是当时吉州也领有太和县之故；武德四年改定州鲜虞县为安喜县，乃是因为“鲜虞”二字生僻；开元十八年，清城县（蜀州）改名青城县，乃是地名用字的简化。像这样零星地更改县名，唐史上是很常见的；而更改县名规模最大的，则要数天宝元年（742年）了。《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天宝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一次性集中地更改一百多个县名，这是中国古代地名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新唐书》、《资治通鉴》却只字未提，《旧唐书》也仅此寥寥17字而已，无由窥其全貌。经笔者查核《元和郡县志》、《通典》卷一七三一一八四、《两唐书•地理志》、《唐会要》卷七〇一一七一及《太平寰宇记》，检出明确记载天宝元年更改的县名92处（其中更改重名48处、更改不稳县名44处），加上该年重名应改而实际未改县名18处，总数为110处，今列出细目如下，其年二月已改州为郡，为便于查阅，仍括注州名于各郡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