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古发掘原始社会一些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墓葬，发现多有随葬品。大抵随葬有死者生前生活用品乃至生产工具，到父系氏族社会甚至还出现了专为殉葬用的明器。这种现象表明，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死后有灵魂，尚能和生前一样，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着。显然，这便是灵魂不灭观念的萌芽...
考古发掘原始社会一些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墓葬，发现多有随葬品。大抵随葬有死者生前生活用品乃至生产工具，到父系氏族社会甚至还出现了专为殉葬用的明器。这种现象表明，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死后有灵魂，尚能和生前一样，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着。显然，这便是灵魂不灭观念的萌芽。在这个观念下，渐渐产生了对氏族祖先崇拜的意识。
由于对种种自然界现象缺乏理解，以为有神灵在主宰。因而对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都顶礼谟拜，祈求庇佑。譬如近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所发现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大概就与这种自然神崇拜有关。有人认为可能为地母祭坛®，这个看法似亦可供参考。为了了解鬼神意思，占卜于是应运而生。例如黄河中游许多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卜骨，即可作为佐证。既有占卜活动，当有通鬼神的巫觋。由是可见，我国古代宗教意识，在原始社会便渐具端倪了。
夏代继承了原始社会那些鬼神观念，而且随社会演进，逐渐有所发展。《周书•召诰》谓：“夏人服天命”，《论语•泰伯》称禹“致孝乎鬼神”。这说明夏人“眼天命”，以示敬天；“孝鬼神”，以示崇祖。既崇拜自然神，也崇敬祖先，实际上已形成二元神的宗教观。考古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卜骨，就是夏人崇拜二元神，占卜祸福留下的宗教活动纪录。商人的鬼神观念较夏人又深化了一步，所以，商人的宗教思想也较系统，逐渐形成了他们的宗教体系。基于灵魂不灭观念，商人也和前人一样，信鬼，崇拜祖先。遇事都通过占卜，祈求祖先预示吉凶，并请庇护。因重视祀祖，故商代很讲究宗庙建筑。考古发现殷墟布局严谨的大规模宗庙建筑群，便是很好的见证。
商人继承了前人的万物有灵的思想传统，认为宇宙万物都有神灵在冥冥中主宰着。因此，在他们观念中，一切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如日、月、星、山、川、土地、火、雷电、风、雨、乃至四方、时日等等，都具有神灵意识。因而出现了种种自然神及其相应的祭祀。虽然，商人和前人一样崇奉自然神和祖先，但他们的宗教观却又有新发展。在他们观念中，鬼神结合构成一个与现实人间世界相似的鬼神世界。这里有统帅一切鬼神的“帝”(或上帝），一些神灵都是帝廷的臣吏。这个上帝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神，他不仅主宰鬼神世界，也管人间祸福。他是总领两个世界至高无上的神灵。这样一来，商人已将前代的二元神宗教观发展成为一元神宗教观，而且初步形成一个宗教思想体系了。
既然上帝是主宰一切的至上神，那么，商王自必也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一切现实世界的重大活动都要秉承上帝意志去办，即所谓“遵天命”。例如，汤征夏，就是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书•太甲篇》）。显然商王已成了现实世界中“替天行道”的代表。王在宗教中既占有如此重要地位，故卜辞称帝王为“子”，意即上帝之子。这不仅体现了王的宗教身份，也表明他的一切统治行动都是受命于天，充分反映了商代的天人合一统治意识。由此可见，商人宗教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他们就是这样凭借神权来强化对现实世界的统治的。
西周虽继承了商代的天命观，但鉴于商人亡国的教训，因而产生了“天不可信”（《周书•君奭》)、“天道靡常”（《诗•大雅•文王》）的质疑。周人认为商之亡，主要在于商王不能“敬德”，以致丧失“天命”，所以上帝不得不更换他的“元子”。由于“文王之德之纯”（《诗•周颂》），周人便“秉文之德”（《诗•周颂》）取而代之。这里提出了“德”，并强调只有“敬德”，才能承“天命”。“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简言之，即“敬天保民”，当然也包括主观上的正心修身。这里“民”，是指奴隶。“保民”意即治民，也就是治理奴隶。
周人认为，他们虽承天命“受民”，但更得很好的“治民”。庶几免蹈殷人复辙。作为统治者必须随时重视抚民，以防动乱。只有善于“保民”，使民安，方能永保天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书•召诘》），倘不敬德，自必失天命。因此，西周初文诰以及铜器铭文，都反复强调“敬德”。周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出于“殷鉴”，力求以此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为小邦周灭大邦殷提出理论根据。卜辞未见“德”、“民”、二字，这二字确是西周政治思想的要义所在。由商人之恃天命，改变而为讲求治民之道，以祈永保天命。这种统治意识的转变，在当时政治上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尽管周人对天命持怀疑态度，可是仍效法商人奢谈天命。这在西周文诰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表面看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在周人观念中宗教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为推翻自恃天命的商王朝，提出“天不可信”，强调民意，以人定胜天的信念，达到其要求。既得天下，为强化统治，又凭借传统的敬天的宗教思想，宣扬天威天命，以补政治之不足。这种策略上的敬天与政治上的保民，实为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似此敬天与保民的有机结合，正是周人宗教政治化的天命观的具体反映。
由于周人敬德，故突出强调礼。礼的中心内容固在确立尊卑等级差别，同时又具有约束一切非正当行为的含义。从这个意义看，礼，实质上是德的典型行为规范化的表现。合乎礼，也就意味着合乎德的标准。所以，周人把礼制作为立国的根本制度之一。建立严谨的礼治秩序，发扬敬德精神，以巩固周王朝政权，便成为西周政治思想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了。
这里不妨先看看周王的身份。周王在政治上自称“天子”（即是帝之子），君临天下；在宗法组织中，他又是“大宗子”，主持“周之宗盟”。这就形成了他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上帝在现实世界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是配天先祖的继承人。这样的身份，不正体现了“天人结合”的意识吗？其次，就宗法分封政体论。周王承天命，从上帝那里“受土受民”，然后本“宗子维城”的政治原则，分民裂土，为王之宗族子弟，“封国建侯”，“作邑作邦”，建置城邦，即“营国”，以为周室屏藩。
这种宗法分封体制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实质上也是是“天人合一“意识的反映。此外，我们还可再来考察西周在政治上所使用的统治手段。有如前述，周人重礼的同时，还重视刑罚，“不下庶人”的礼，“不上大夫”的刑，是西周王朝治国的两项极其重要的手段，也是这个王朝讲求人治的关键所在。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西周文诰中，又看到不少反复强调“天命”、“天威”的论调。显然，统治者仍在凭借天的权威，利用人们特别是殷民的传统迷信心理，来强化周王的统治，以弥补其人治之不足，求得更深刻地控制民心。似此人治、天威双管齐下的统治术，实又一次体现了周人政治思想中“天人合一”意识的影响。从这几个例子，便可看出，西周的政治思想与前述道德观一样，也是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意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