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人为姬姓部落，传为夏族后代，曾与羌人姜姓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大约在夏末时，周人部落即在陕甘一带活动，并与夏朝有联系。至古公亶父时，周人因受薰鬻戎狄的逼迫，不得不迁徙到岐山之南的周原。这带土地肥沃，所谓“周原朊朊”，尤有利于农业生产。经过古公的积极经营，周部落日...
周人为姬姓部落，传为夏族后代，曾与羌人姜姓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大约在夏末时，周人部落即在陕甘一带活动，并与夏朝有联系。至古公亶父时，周人因受薰鬻戎狄的逼迫，不得不迁徙到岐山之南的周原。这带土地肥沃，所谓“周原朊朊”，尤有利于农业生产。经过古公的积极经营，周部落日渐强大。至季历时已蔚然成为雄据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季历为商王杀害，子昌继位，即周文王•。此时周虽仍为商之属国，但彼此矛盾日深。由于周日益强盛，商朝西方各国多依附文王。终文王之世，周商关系若即若离。至武王继位，足致取商代之，建立强盛的奴隶制西周王朝。我国奴隶社会发展至此，已进入鼎盛阶段了。从武王建国，到幽王西周灭亡，共传十二王，历时二百五十六年。
虽然周代继承了商代的一些政治制度的传统，但随奴隶社会的发展，周王朝为了强化其统治，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在政治上建立了一套较前代为完备的制度，使政权得以更集中。周人发展了商代的宗法分封政体，故其政治建制的核心重在健全这种政治体制，而健全的关健又在树立王权的尊严。为此，在国即家的概念下，周人运用宗法与礼制双重手段，以确立周王在宗法血缘政体中的崇高地位，从而保证了周天子对全国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周人继承了前代的宗法制度传统，进一步严密了“大宗”、“小宗”的组织，确立了嫡长子的继统之制，为周天子在“周之宗盟”中的盟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宗法制度还通过联姻，又伸向姬姓以外的贵族，形成同姓贵族是兄弟叔伯子侄关系，而异姓贵族则为甥舅姻M关系。宗法制度就象一条坚籾的纽带，把周天子的同姓宗族与异姓姻娅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周王为首的庞大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凭借分封，将全国土地、人民、财富、军队等，控制在他们手中。使国与家紧密地凝为一体，整个国家组织实际上便成了一个以姬姓大家族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由是可见，周代宗法与政治的结合，较之前代更加紧密，而氏族血缘关系对我国古代政治，乃至社会组织的影响也就愈加深刻了。
单持氏族血缘传统的宗法制度，尚难维系周王对庞大的奴隶制王国的统治。为此，还须从政治组织上采取有力措施，以进一步树立周天子的政治权威。於是强调尊卑差别的礼制，便成了周人立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了，以礼达治，建立严谨的礼治统治秩序，就是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凭借礼治秩序，以达到确保“王者之尊”。这种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组织及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而且也贯彻到宗法组织中。“大宗”、“小宗”与嫡庶之分，正是宗法组织的礼制等级之别，或者说，是它的礼治秩序。可见周人心目中，礼制与宗法是互为表里，而且又是相互补充的。这种“尊尊”与“亲亲”的密切配合，必然导致更加有效地强化“尊尊”的主导地位，从政治组织上进一步体现了王权之尊。由于礼制的约束，加上宗法的相辅相成，故周王与诸侯之间，已不再是前代那种类似联盟式的关系，而是严肃的君臣关系和天下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周代政权之所以能高度集中，周王之所以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显然与严谨的礼制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便是周礼真谛所在，也是周礼不同于殷礼的实质所在。
宗法与礼制的结合，是周代健全宗法分封政体的根本措施。这种强化以本家族为主干的血缘政体，实质上正是家国一体的具体化。分封制早在前代已具端倪，但由于当时宗法制度不够完善，且又缺乏礼制约束，故政权尚难集中。周人总结了前代经验，运用上述根本措施，使分封制得到新的发展。他们强调“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从而达到巩固家天下的要求。所以周代建国之初，即大事封建宗室姻戚，以利控制全局。东方原本商人旧势力重要阵地，北方有周之敌对种族戎狄，都可构成周王朝的潜在威胁。从齐、鲁、燕、卫、唐等几个诸侯大国的分封布局，便可概见周初分封是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
由于封国是建立城邦，故建国实即意味着建城。周代继承前代传统，进一步确立了爵位等级制，据受封者的爵位尊卑礼制等级，建设不同规模的政治军事城堡。因而发展了传统的都邑建设体制，成为周代营国制度的三级城邑建设体制。通过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按礼制、分层次的分封制，在全国构成一套以王城为中心，诸侯国都城为次中心，卿大夫采邑城（“都”）为基层据点的统治据点网络。在诸侯封国内，又按同一组织方式。以诸侯都城为核心，各级采邑为外围据点，形成一个小型网络，作为全国大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周初封建重在举亲，故由此而形成的组织严密、层次分明的统治据点网络，正是周人健全宗法分封政体，强化家族统治的反映。西周城邑分布布局，就是本着这一政体要求，按照统治据点网络而安排的。
从上述周代政体看，这个庞大的奴隶制国家，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大小城邦所组成。商代已有邦畿之制，周人继承此制，规模亦为方千里，故《国语•周语》谓：“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这便是以王城为核心的周王直接治理的城邦，也是规模最大的城邦。在地位配置上，王畿居国土之中，它的周围按畿服制，分层次布列不同规模的诸侯封国，大的可达数百里，小的不过百里，以为王畿的屏藩。各城邦内，还有卿大夫采地，实际上也是具体而微的城邦。在组织体系上，这些大小城邦，又按礼制进行组合，形成王畿在上，诸侯国居中，采地在下的宝塔式结构。
周人重视礼治，因此西周的社会组织也是非常等级森严的。虽然，仍继承前代分为统治阶层、平民及奴隶三个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各层次又按身份划为不同的等级。这种社会组织的等级制，在人们聚居生活上也有鲜明的反映。统治阶层的奴隶主贵族以及中间阶层的平民居城中和近郊，而广大的农业奴隶则处于郊外之“野”。这便是周代聚居地域阶级差别的国野体制，或者也可以说是聚居地域区分的礼治秩序。除强调礼治外，周人还很重视刑。礼与刑是周代统治者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统治手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见礼与刑都是有阶级性的。周代刑罚比商代更严酷，也更系统。刑律有三千条，分为墨、劓、剕、宫及大辟五刑法网之严密，于此可见。
西周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因而国家机构也随制度的发展日趋庞大，设官分职愈为复杂。三公是当时最高的官职，即太师、太傅、太保。师保职位崇高，权力甚大，总领诸侯百官以侍周王，是王之重臣，百官的领袖®。任此职的都是王室的主要成员。兰公之下为卿士，计有六人，称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他们是协助国王处理政务的近臣，有的职官，如太祝、太卜，且与宗教活动有关。六卿外又有司土（徒）、司马、司工（空）、司士、司寇，分别管理各项事务。这五官各有专司，僚属亦多。除了国家政务职官外，西周还有宫廷职官，名目颇多，不烦细举。由此可见，周王朝官僚机构之复杂庞大，它不仅集奴隶社会官僚机构之大成，而且实质上更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国家机构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
各诸侯封国也设有一套机构，管理封疆内各种政务，同样也是设官分职颇为繁冗的。卿大夫的采邑，亦设置各种官吏，负责管理采地的各项工作。国家除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外，还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强化它的权力。周王直接控制的常备军有十四个“自”（师）。即宗周宿卫之“西六自”，和成周所置“成周八自”或称“殷八自”。每“自”（相当文献中之军）约有一万余人，十四“自”总计达十七万余人。各诸侯封国还有自己的军队，大国可建三军，如鲁国即如此。诸侯各国军队，周王均可征调。可见周王朝的武装势力，是极其雄厚的。
由于健全了宗法分封政体，周人通过分封诸侯，在全国建立了系列大小统治据点。不仅加强了对原来商代疆土的统治，同时还不断扩大它的政治势力影响，使周代政治疆域远远超过了商代的规模，成为我国历史上领域空前辽阔的强大的奴隶制王国。西周原都沣镐，自武王克商后，因王都偏处关中，不利控制新征服的东方，武王决定在伊洛流域的有夏之居旧地，经营新的统治基地，揭开了建置东都的序幕。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命召公周公负责营建洛邑，并迁象征政权的九鼎于此，以为陪都。本都沣镐在西，称宗周；陪都洛邑在东，称成周。从此，周有东西二都，我国设置陪都之制即自此始。洛邑“制郊甸六百里，固西土为千里”，将伊洛与关中两大平原连成一片，形成王畿，作为周王的直辖统治基地，亦即王的城邦。
在王畿周围，通过分封，布列着一系列的大小诸侯封国，构成一个庞大的统治据点网络。不仅如此，而且透过这些大小据点，将周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伸向更远的方国部落，扩大它的影响。西周政治疆域颇为辽阔。东达海滨，西至甘肃东部，南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带，北抵辽宁大凌河流域，在这个范围内都是西周王朝统治的疆土。至于西周影响所及，更超越了这个范围。譬如北方的肃慎，实系西周的远方属国。当时肃慎族的分布，已远达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这个遥远的东北地带，就蒙受了周代政治及文化的影响。
可见我国奴隶社会政治，是带有深刻的氏族血缘珞印的。自夏开创家天下的政治局面以来，经过商代的发展，逐渐形成宗法分封政体。至西周，这种政体更趋健全。宗法与礼制，便是周人强化这一政体的主要手段。随着国家政体的健全，相应的政治制度也日臻完备。其中尤以宗法制度及礼制最关重要，是维系这个政体的两大支柱。这两套制度，对后世封建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奴隶社会的都邑，便是按照宗法分封政体，结合宗法及礼制要求，来统筹规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