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顺治十二年正月，“诏吏部详察旧例，参酌时宜，析州、县缺为三等，选人考其身、言、书、判，亦分为三等，授缺以是为差。厥后以冲、繁、疲、难四者定员缺紧要与否。四项兼者为最要，三项次之，二项、一项又次之”。可见清初所行之分等仍是明代的三等分法，只是分等的标准是以冲繁疲...
顺治十二年正月，“诏吏部详察旧例，参酌时宜，析州、县缺为三等，选人考其身、言、书、判，亦分为三等，授缺以是为差。厥后以冲、繁、疲、难四者定员缺紧要与否。四项兼者为最要，三项次之，二项、一项又次之”。可见清初所行之分等仍是明代的三等分法，只是分等的标准是以冲繁疲难作依据。缺的紧要与否是以项数多少来确定的，项数越多，缺越要紧，但仅分为最要、次之、又次之三等。诏书中所谓“旧例”当即指明代的成例。到了雍正年间，旧的三等分法不见了，代之以起的是直接以冲繁疲难作为分等的标准。雍正六年三月广西布政使的上奏，建议明确政区分等的标准，并把这一标准作如下的定性
:“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雍正皇帝对这一奏疏称赞不已。这以后，四字考语就正式成为府州县分等的标准，这种分等标准是以地方职官缺分的形式来表示的。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缺为“最要”或“要”缺，一字或无字的县称为“简”缺，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缺，二字为“要”缺或“中”缺，依照缺位的不同来对官员进行量才使用。
以冲繁疲难之分等标准在实行过程中，还有许多细则。一是缺分系因地制宜而定，虽然一般不轻易更动，但仍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二是要缺一般不用初任人员，而要于现任官员中挑选才堪胜任者调补，故兼三兼四缺由外拣选，简缺归部铨选。
三是对一省而言，在外选调缺分的要缺有规定的数量，若改其中一缺从简至要，则必须另改一缺由要至简，以保持总数的平衡，而且所改缺分必须是同级官员，不准佐杂互易。亦即一知县由简改要,必须是另一知县由要改简，不可以县丞由要改简充数。这当然是为了防止随意提高缺等，扩大政府机构增加行政负担之故。调整缺分的例子有雍正十二年四川总督等人之奏折，该折列出四川应改与无须改的州县缺三十五处，这里略举数例说明之：
简州:管理盐井，民多土著，不繁;钱粮岁内全完，不疲;惟路当滇黔湖广大道，民俗刁桿，命盗亦多，难于治理。向系冲难要缺，今无庸议改。金堂县:地处僻隅，不冲;钱粮岁内全完，不疲;惟百姓五方杂处，相习刁健，喜讼好斗，实兼繁难。向系专难中缺，今拟改繁难要缺。西昌县：当滇省人川捷路，略冲;赋税无多，并无逋欠，不疲;惟裁改归并，建左、中、前礼州三年，地辖凉山，夷猓杂处，蛮刁俗蔽，治理颇难。向系繁难要缺，今无庸议改。
荣县：邑居偏僻，不冲;地方盐课等项钱粮通完无欠，不疲;惟地方辽阔，民多新户，政务颇繁，人情好讼，治理不易。向系专繁中缺，今拟请改繁难要缺。要缺与简缺互换之例有河南巡抚毕沅乾隆五十一年的奏折为例：
该省之宁陵县本来只是简缺，后来因治河缘故，必须改为沿河要缺。但河南省知县97缺中，在外拣选升调者只有18缺，都是事关紧要之缺，无可改简，巡抚毕沅不得不上折要求变通，请改鹿邑县县丞一缺由要至简，以与宁陵知县由简至要互易。这本于制度不合，故需专折申请。可见其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组织控是特殊地区与职务的官缺，如沿河地方官为河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为烟瘴缺、苗疆缺等。
从简单的大小县发展到复杂的冲繁疲难四字考语，说明中央政府对县一级政区的管理水平越来越高，控制越来越严。到清朝吏部任命知县完全根据该县是四字、三字、二字、一字或无字的不同来分派。
综观两千年分等标准的变迁，有几个回合的反复，从秦到南北朝主要以户口分等。上、中、下三等或从上上到下下的九等分法，不过是大小县的明细化而已。隋唐至宋在户口之外又加上政治等因素，元代回到纯粹的经济因素，明代开始将分等标准明细化，至清代则是前朝各种标准的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