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9年，中国在结束了一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人口数量开始恢复性增长。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国家为了准备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或不抑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人基数变得相当庞大，增长趋势难以逆转，这给农业和粮食供应造成了巨...
1949年，中国在结束了一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人口数量开始恢复性增长。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国家为了准备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或不抑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人基数变得相当庞大，增长趋势难以逆转，这给农业和粮食供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时期的国家政策开始倾向于“以粮为纲”，重点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存在问题，当时的粮食产量很低，迫使国家采取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如开垦湿地资源）来提高中国的粮食产量。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限制中国农业发展的体制问题得到初步解决。1978~1984年，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到1984年中国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1229.5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得到缓解，环境保护问题才开始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98〜1999年，中国先后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2003年，政府又启动了“退牧还草工程”和“退耕还湿工程”，农业开始为生态保护“让路”。然而，1999-2003年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2003年中国粮食产量仅为43069.5万吨，粮食安全又成了问题。2004年中央出台“一号文件”再次重视农业发展，同时颁布了“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2004年“退耕还林”指标规模缩减80%, 2007年中止新的退耕还林项目，提前4年结束了该工程，这时期的国家政策又重新倾向于粮食生产方面。
2004~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4年增长，200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0150万吨。这时国家政策的“钟摆”又将摆向何方、如何协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章将从人口政策、扶贫政策、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4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公共政策对中国环境保护尤其是湿地资源保护的影响。
一、人口增殖政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中国在理论和政策上是鼓励人口生育的。在理论上，照搬苏联的提法，即认为人口不断地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在政策上，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如城市住房和农村自留地按人口多少分配，国家和集体实行多子女困难补助以及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禁止绝育等。同时，处于冷战时期的中国也在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着人口准备。中国进人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时期。
1954~1970年，政府开始提倡节制生育，确定限制生育政策。但是，1958~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些限制生育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中国人口处于自然发展阶段，同时也进人了第二次生育高峰时期。
1965年，中国年出生率高达37.88%c,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1949~1983年，中国农村人口由4.84亿增加到7.84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政策使得中国人口数量增加了3亿。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中国的粮食需求远大于粮食供给。由于人口压力带来的粮食需求危机， 迫使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三江平原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大面积的湿地被开垦为耕地，湿地资源遭到破坏。
二、人口迁移政策
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口迁移具有明显计划经济的特点。由于东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较好的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期间，东北地区成为国家重点开发的地区。
1949〜1957年，政府实行自由的人口迁移政策，允许居民在城乡间或城镇间自主迁移。1951年和1953年政府先后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对公民的迁出、迁人未提出任何限制，只需要办理相关手续即可。在这一阶段，东北地区自发性人口:计划性人口迁移都比较活跃。计划迁移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工业化建设，而自发迁移则延续了传统的“闯关东”路线，山东、河北等地移民主要迁往东北北部农业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特别是人口密度较低的黑龙江省，在1955-1957年三年中，共安置外省自发流入的农民24.89万人。
1958年，农垦部组织近10万官兵转业到黑龙江省开发“北大荒”。1959年还吸收了5万多山东青年开发建设三江平原。十年“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又有45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来到三江平原生产建设兵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