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辽界河，历史上又名“白沟”，本是源于易县太行山的南巨马河，其上游故道在白沟镇以西基本与今中易水和南巨马河一致，白沟镇以下故道东经霸县信安城北，至今杨柳青与御河、溥沱水合流人海。明永乐末年受流李河影响，自白沟镇改道南出至雄县，同徐水、保定以西诸水分流而东注，白...
宋辽界河，历史上又名“白沟”，本是源于易县太行山的南巨马河，其上游故道在白沟镇以西基本与今中易水和南巨马河一致，白沟镇以下故道东经霸县信安城北，至今杨柳青与御河、溥沱水合流人海。明永乐末年受流李河影响，自白沟镇改道南出至雄县，同徐水、保定以西诸水分流而东注，白沟镇以东原宋辽界河故道遂淤废。
雄、霸州本南易水上的瓦子济桥和益津渡，五代以前设关，未建城。这一带只有莫州为最大的聚落（今莫州镇，唐睿宗景云二年立州，城址尚存）。五代后唐末年移归义县于瓦桥关，始建军城。信安军，旧名淤口关，地处永济渠与巨马河（即宋辽界河白沟）分流处。由于此三关地处冲要，周世宗收复之后分别设立雄州、霸州和淤口寨，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建破虏军于淤口，后改信安军。在“塘泊”未连成整块水体之前，雄、霸以南的塘水不相接，时名东、西塘。契丹骑兵经常利用二塘水之间的陆道出人劫掠，为解决这个问题，北宋于二塘之间原莫州新镇地置保定军（初名平戎军），以控扼边陲之候。沿边这四座州军修筑以后，原莫州的地位不再那么重要，遂徙治于任丘县。
北宋雄州城的发展应该从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当时政治事态这两方面来考察。雄州城址选择的先决条件如前文己述，恰好在古代湖泊伸缩线的边缘,其前身瓦桥关一瓦子济桥故址即县南门外，反映这里地处交通冲要，这是雄州城位置选定的重要条件。北宋把“宋辽驿道”选择在华北平原腹心，以雄州为国之北门，有宋一代，国信使皆自雄州出人，更强化了雄州城在陆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今天出雄县南下任丘，穿过白洋淀东、西淀之间，仍只有赵北口、枣林庄一隙孔道相通，当地人称“十二连桥”（旧有十二桥连接），现已辟作公路。宽仅容二车相错，路高出两侧洼淀三米左右，曾有人以为此堤道为明初遗物，其实为宋代塘泺之堤岸，即“宋辽驿道”旧基。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载：“太祖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臣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徽宗宣和中，童贯为宣抚，统兵取燕云，命剪除之。逮北马南弛，遂为坦途。”这条孔道的南口正对莫州城北门（今莫镇村），宋太宗雍熙末雄州守将何承矩筑堤储水，导滹沱、胡卢、永济等河汇为塘泺之后，宋辽交通亦惟有雄、莫之间的一孔之隙可行，宋人的用意及雄、莫州城之军事地位也不言自明。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以后,宋辽关系缓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河北三榷场，以通其贸易，“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这种划出指定地点通贸的政策，给雄州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宋朝政府因为契丹不断对关南（瓦桥、益津、淤口关以南）土地的索求，耽心失却塘泺，无险再守，宁肯让予一部分沿边州县的赋税权利与契丹作为补偿，遂在雄州实行境内民户同时向宋、辽二国纳税的特殊政策，历史上称作“两输户”。宋朝政府为显示大国风度，时常蠲免应向宋朝提供的税赋，而辽朝方面却在收取两输户税赋之外，经常征科两输户服差役或兵役，致使边境一带民户纷纷向北宋方面逃避。但宋朝又担心南徙两输户混人契丹刺探，故禁令其不得过塘泺以南非两输地政策的州县居止，且不得再返辽境，南来的两输户民只好在雄州城附近安身。因此这一特殊政策及宋辽双方采取的不同态度，造成雄州人户激增，发展为地方中心城市。也正是在雄州军事、交通、贸易地位上升和人户增长的压力下，雄州城市建筑规模有所扩大。
史载李允则守雄州十余载，“治城垒不綴”，“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故展北城。雄州初建时以关为州，居民多居草庐。李允则增广北城的同时,取材木建仓廪、邸舍，教民烧陶瓦盖屋，开廊市，以供行旅居止，负贩贸易。至今雄州人对李允则的政绩仍感念不忘。今雄县城垣已不存，李允则扩城前的雄州城当是南门大清河以北至大水洼之间的城关镇，南北长、东西狭，周九里左右;大水洼以北小西关、北营村和东关之间应即展扩的北城，多隙地水洼，可能是元明以降，在交通格局重新调整和地震灾害影响下城市衰退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