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增置郡县的目的，有时是为了军事政治形势的需要与行政管理的便利。孙吴使江东地区开发程度大大加深，汉人逐渐进人丘陵山区，与山越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加强对山越的控制，在浙皖一带增设了一些统县政区。《三国志•孙皓传》载:宝鼎元年(266年)“分会稽为东阳郡，分吴、丹阳为...
增置郡县的目的，有时是为了军事政治形势的需要与行政管理的便利。孙吴使江东地区开发程度大大加深，汉人逐渐进人丘陵山区，与山越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加强对山越的控制，在浙皖一带增设了一些统县政区。《三国志•孙皓传》载:宝鼎元年(266年)“分会稽为东阳郡，分吴、丹阳为吴兴郡”。裴注:诏曰：“……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设郡的目的是以镇山越，即政治行政方面的需要。设郡的自然背景是同一地貌区、同一流域，即所谓“地势水流之便”，与东汉但望的《分巴郡疏》有同样观念。为军事需要而设郡，在孙吴割据之初已开其例：
《三国志》载:建安十三年，贺齐“讨丹阳夥、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随后贺齐又续破“歙贼帅金奇”等，于是“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并黟、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又，同书《全琼传》云：（黄武五年）“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不但分郡，也有分县之例。上文已举建安十三年置始新县(今浙江淳安西北)事，其实在此之前已有相同的例子:建安十年，贺齐“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今福建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