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都城是中央集权式国家最能够体现其强盛力的地方，在唐代尤其如此，封闭的坊市制与严格的城市管理正是其强盛的有力表征。但是，由于城市生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控制力的下降，唐朝都城内突破坊墙的现象屡屡出现，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频频下诏，明令禁止。“大...
都城是中央集权式国家最能够体现其强盛力的地方，在唐代尤其如此，封闭的坊市制与严格的城市管理正是其强盛的有力表征。但是，由于城市生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控制力的下降，唐朝都城内突破坊墙的现象屡屡出现，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频频下诏，明令禁止。“大历二年（767)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簷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亦委李勉勾当处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损。并诸桥道，亦须勾当。”
唐德宗贞元末年长安城中已经有夜间开放的酒肆，李隐《潇湘录》记：“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冯贽《云仙杂记》中则更明确地记载了夜市的出现，“萧余，上元夜于宣阳里酒盘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体类美石，光彩射人。余夜游市肆，闲置掌中，每行黑暗衢巷，随身光明三尺，毫末可鉴”®。这些现象表明长安城夜市已经愈加繁荣，而破坏了都城严格的管理条例，以至于皇帝又要下诏禁止。《唐会要》记：“开成五年（840)十二月勅，京夜市宜令禁断。”
随着坊墙被突破和夜市的出现，从唐朝立国时就施行的都城夜禁制度也有所松弛。过去施行夜禁制度，外出之人逾时，坊门已闭，只好寻觅隙处藏身®。可是中唐以后如太和五年（831)左右街使奏“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至唐宣宗时期，甚至出现了京兆尹对夜间游乐之人不加禁止的现象。《金华子杂编》卷上：“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好纵情酣饮，京城号为王邓子。性复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巷中，有栏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式因过之，驻马寓目，舞者贺喜，主人持杯跪献于马前……式笑取饮，愧领而去。”
即便如此，由于都城终究是皇帝所居，首善之区，固应以规整安肃为最。加之安史乱后社会动荡，都城内外人员庞杂。因此，唐王朝希望仍然通过强调封闭的坊市制来维护和加强城市社会治安。《酉阳杂俎》记：“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劄，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击人者。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干，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劄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此事反映出唐朝都城的主管官员对城市秩序与治安的重视，并对坊市门、墙重加修理。“大历八年（773)七月敕，京城内诸坊市门，至秋成后，宜令所由勾当修补。”“贞元四年二月（788)敕，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不得科敛民户。”
直至唐朝后期，都城的夜禁制度依然被官府所强调，一再下令禁止夜行。除了上文所提及的文宗开成五年十二月敕以外，唐昭宗天祐二年(905)皇城使仍奏请：“伏乞准敕条，漏鼓声绝后，禁断人行。今据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特乞圣德，再下六军止绝。”我们在唐代小说中依然能够看到城市实行夜禁的现象。如《太平广记》记唐穆宗时，家住崇贤里裴通远的妻女在天门街听到夜鼓，而“车马转速”，当是惧怕违犯禁令。当然，晚唐时期强调夜禁制度已经不再反映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是风声鹤唳前的垂死挣扎了。
综上所述，在唐代中后期虽然长安城中的坊市制逐渐松弛，甚至出现了违反夜禁的现象，但是由于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即使官府的控制力已经明显衰弱，为了维护都城的社会秩序,唐朝末叶依然在维护坊市制的封闭性和严格管理,不断强调夜禁。直到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李存勗仍然下令：“都市严备盗火，止绝夜行。”都城中的夜禁制度，迟至北宋初乾德三年(965)才明令废除了，“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