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综述 提及江苏地区的历史发展，人们言必及六朝，大明和民国，往往忽略五代十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南唐国。当是时，随着动荡式改革的推进，我国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杨吴和南唐国先后以扬州，金陵为都经略江南，南方在区域性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跃...
综述
提及江苏地区的历史发展，人们言必及六朝，大明和民国，往往忽略五代十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南唐国。当是时，随着动荡式改革的推进，我国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杨吴和南唐国先后以扬州，金陵为都经略江南，南方在区域性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跃式发展，在杨吴及后继政权南唐国所辖范围内的今江淮平原，苏南西部，更是突破了传统陈式，发展速度与规模尤为突出，为我国古代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和江苏地区开放式发展奠定了基础。探讨这一时期社会发展模式和特点，重新评价杨吴及南唐国在江苏区域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从历史渊源角度探索江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择要论述。
农业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卷270，《后梁纪五》)楚州和泗州的麻有名，为朝贡之物。茶叶的生产以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当然，单一叙述农业的表现是缺少学术意义的，上述内容旨在揭示，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郑学檬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里指出，我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是也。因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南方各国由于缺少北方以粮为纲的传统，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所以，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从此，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突破口，渐渐拉开架势，向着新的纪元前进。
手工业
南朝刘宋时期，刘裕迁洛阳锦工于建康，设“斗场锦署”专事锦缎生产，金陵织锦工艺自此发轫。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鏐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卷1，《武备王》) 以平息叛乱。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卷上) 李后主词是南唐宫廷生活的写照，在他的作品里，红罗绿锦之类的美词艳句俯拾皆是，譬如“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绣床斜凭娇无那”(《一斛珠》)，“淡淡衫儿薄薄罗”(《长相思》)等，读来十分可人。而“珊枕腻，锦衾寒”(《更漏子》)，“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临江仙》)之类，则有些伤感了。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幂其壁，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如是数处。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如此奢侈的背后，是以盛大的纺织基础作为支撑的。由于纺织业的发展，染色技术也有了改进。李煜宫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卷上) 这种若有若无，近乎青绿色的染色在当时享有声誉，建康市内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后人对“天水碧”多有赞誉，就连状物抒情，“天水碧”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美辞。宋代晏殊有“夜雨染成天水碧”的句子；周密《闻鹊喜·吴山观涛》：“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鳌戴雪山龙起蜇，快风吹海立。数点烟鬟青滴，一杼霞绡红湿，白鸟明边帆影直，隔江闻夜笛”。借“天水碧”渲染出来的意境自是不同凡响。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卷15，《南唐·烈祖本纪》) 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商业
南唐商业出现的新特点，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五代十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结果是，虽国与国间时恶时睦，民间交易却日益频繁；大运河虽然阻断，海运却发达起来。南方各国商业的活跃程度视唐代有加。各国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这一功能的转换，对于我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对于江苏地区提早进入较发达地域的序列，意义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