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宗周营国制度的都邑建设体制，是据我国奴隶社会宗法分封政体而厘定的。春秋中叶以来，随着奴隶制转向封建制发展，旧的宗法分封政体亦渐演变而为国君集体政体。原来宗法分封的都邑建制自难适应新的政体需求，因而各国出现了新的地方行政建制——郡县制，以取代旧的都邑建制。由于郡...
宗周营国制度的都邑建设体制，是据我国奴隶社会宗法分封政体而厘定的。春秋中叶以来，随着奴隶制转向封建制发展，旧的宗法分封政体亦渐演变而为国君集体政体。原来宗法分封的都邑建制自难适应新的政体需求，因而各国出现了新的地方行政建制——郡县制，以取代旧的都邑建制。由于郡县长官均由国君任免考核，故地方政权及军权都为国君所控制，显然是有利于国君集权统治的。
秦统一后，由于采取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为强化集权政体，彻底废除了封国建藩旧制，进一步确立了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都。不另置封国。旧的列国国都，多改为郡城，譬如邯郸郡治赵故都邯郸，齐郡治齐故都临淄等。后又平定百越等地，加置闽中、南海、象郡及桂林四郡，合计为四十郡。郡下设县，这两级行政机构组织和中央相似，郡、县长官概由皇帝任免。县之下分置乡、里，另置“亭”管理基层民政。
以上便是秦代地方行政建制概况。从中央到地方，分级明确，组织严密，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一个庞大的封建统治网。
按照这样的中央集权政体地方行政建制，全国城市建设体制亦作出了相应的改革，废除旧的三级都邑建设体制，建立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政体的三级城市建设体制，即国都城、郡城和县城。县以下尚置乡、亭，还有基层——“里”。这三级城市所构的统治据点网，便是当时整个统治网络体系的骨干。
这些郡县城，一般都是建置在沿江河或干道线上，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人口也集中，所以每每又兼充地方或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
由于封建城市具有政治经济双重职能，故这个政治统治据点网，同时也是经济据点网。特别是此时经济分区格局业经形成，作为经济据点的郡县城还须纳入经济分区的城市群体组织，并联系相关工商业城市，承担发展区域经济的任务。为此，新的封建城市建设体制不仅与巩固中央集权政体密切相关，而且也和繁荣封建经济是分不开的。据此而形成的国都及郡县城网络体系，实际上便是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据点网络体系。这与旧营国制度的都邑建设体制所构成的政治据点网络体系，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
秦汉时期所确立的这套城市建设体制，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尽管地方行政建制常有调整，但基本精神并无变异。不过几经变革，至武帝时诸侯王封国疆域实不过形同一郡，故汉人每每郡国并提。武帝逐匈奴，通西域，平南越，通西南夷，疆土日大，郡县也增多。同时对原郡国亦有所调整。大约终西汉之世，有郡国一百零三，县一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
虽然西汉地方建制，不仅郡县增多，类别名目且亦较繁，看来似乎变化较大，其实建制的基础并未超越秦代郡县制的范畴，只不过略有发展而已。就城市建设体制论，基本上仍保持了秦制传统。诸侯王封国所都，实属郡级城。侯所居实不过县级城。“道”，既为通蛮夷之邑，故其实亦相当县一级。所以西汉的城市依然是国都城、郡城及县城三级的建设体制。
这期新设了一些郡县城，但大部分仍系沿用或改建东周的城。新建的多属新开拓的边境，如福建的崇安，也有的是就业经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建新城，如纪南城附近之郢城；沿用的旧城有些原是列国的国都城，如齐临淄、赵邯郸之外廓（“大北城”）等。这类多用作诸侯王国都城或郡城。有的县城则就东周故城加以改建，例如东周王城改建为汉河南县城，鲁都曲阜改为汉鲁县县城，以及楚鄢郢改为秦汉宜县城，如此等等。本来这些也是旧的国都城，规模较大，改建后多缩小规模，仅利用部分城址而已。
除了这些内地城市外，秦汉时期为抗击匈奴，修筑长城，西汉又开通西域，因而北方长城及西北古丝调之路的沿线陆续建置了些郡县城。有些已经考古勘查，为数也较可观。
以上所述，便是秦汉时期郡（国）、县城建设的基本概况。这期城市建设规模宏阔，恢复了大批因战争损坏的旧城，营建了为数不少的新城，不仅通过大量建设实践，统一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建设体制，加速了我国前期封建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而且更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分布格局开创了初基。这些重大的历史功绩，都是我们评估这个时期确立新的城市建设体制效果时，所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