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宗周礼制的实质在于强调“贵贱不愆”。由奴隶制转进到封建制，虽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但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差别仍存在，贫富贵贱的等级依然森严，故礼制观念还存在滋长的土壤。为奴隶主阶级所御用的旧礼制固已为法制所取代，但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御用的新礼制，却又以另一种姿态渐渐...
宗周礼制的实质在于强调“贵贱不愆”。由奴隶制转进到封建制，虽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但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差别仍存在，贫富贵贱的等级依然森严，故礼制观念还存在滋长的土壤。为奴隶主阶级所御用的旧礼制固已为法制所取代，但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御用的新礼制，却又以另一种姿态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首先由孔子革新旧礼制，给它注入了“仁”的内容。接着又由荀卿作了新的解释。把“礼”释为“养”，以礼“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因之，他认为有等级差别的礼制，是达到“度量分界”，合理分配，克服变乱，安定国家的必要手段。他还进一步把礼与法结合起来，以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使两者成为互相为用的里表关系。这不仅革新了礼的传统，更为封建地主阶级运用礼治，发展礼制传统，提供了理论依据，开拓了新的途径。
本来营国制度实质上是礼制的都邑规划制度。“贵贱不愆”的礼制等级规念，始终贯串着此制的每项具体规划制度中。进入封建社会，虽然礼制有所更新，但承认等级差别的基本观念并未改变。所以，除有些旧制因不合新社会需求，而致为新制所淘汰外，如都邑建设体制；但还有些旧制，却仍能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有利于巩固封建政权，故视作传统精华，予以继承和发展。
他们所继承的，基本上都与旧制的礼制规划秩序有关联。本来礼制规划秩序，实系礼制规划观念所形成的规划结构逻辑的具体表现，而这种结构又是秉承若干礼制规划制度所构成的。由此可见，我们探讨礼制规划观念传统继承问题，自应从礼制规划秩序这个环节着手。
所谓礼制规划秩序，即本方位尊卑观念，布置不同礼制等级的功能分区，从而形成中心突出、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严谨规划秩序。营国制度的王城规划结构，便是这种秩序的典型表现。
按商人之五方观念，在周代又有所发展。周人视“中”为最尊，因“中”处四方之中央，既为四方供奉及拱卫的核心，也是控制四方之原点。所以这个方位宜于建国、置宫。法家先驱管仲亦主张“天子中而处”（《管子•度地篇》），《吕氏春秋》更具体指出，“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荀卿还进一步说明：“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篇》），要求从礼制高度来理解“择中论”所体现的“尊尊”含义。由是可见，这种礼制规划理论不仅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所继承，而且以革新的礼制观点加以发展，我们试看春秋战国之际改建或新建的国都城，有不少就是本此传统置宫廷区于城的中部的。例如楚之郢都、魏之安邑等，均可作为佐证。这个传统同样适用于布置地方治所的政权衙署，有些郡县亦据此规划地方行政区，实例甚多，无庸罗列了。
其次，在周人方位尊卑观念中，还具有浓厚的阴阳气息。他们以为南为阳，北为阴。东方居左，乃日出处，实属阳；西方居右，系日落月升处，应属阴。所以，东、南居尊位，西、北居卑位。这种观念体现在都邑规划上，便是礼制等级高的分区配置在南或东方，等级低的则配置在北或西方。例如宫城规划，朝是政权象征，等级高，故置于南（即前）；而寝乃生活设施，等级低，遂设于宫后（北），从而构成“前朝后寝”之制。朝与市的尊卑关系亦相似，因而又有“前朝后市”之制。如前章第一节所论的周人天命观及道德伦理观，祀祖实系继祖承天命的“天人合一”意识的表征，故宗庙的礼制等级高，应处尊位（即阳位），因而配置于宫之“左（东)”前方，以示崇祖尊天。社稷系祀土神谷神，礼制等级较低，乃设坛于宫“右（西)”。这便是“左祖右社”之制之礼制根源。推及各种郊坛，如天、地、日、月等坛之配置，同样也是如此。由于这种规划观念，有助于提高国君统治权威，强化中央集权政体，故当时封建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各国国都之宫廷区的朝寝祖社布局，基本上都是本此观念安排的。这类例证，不胜枚举，我们只要看看下节所介绍的几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名都规划，便可得到证实。特别是今北京城所留下的明代国都之朝、寝、祖、社、郊坛的布置格局，遗物犹在，不正是更具体地说明了直到后期封建社会，犹保持了这一规划观念的传统吗？
至于旧的“后市”之制，因市制改革，已不复存在。虽有些城市，如改造后之齐临淄以及赵邯郸等，在总体规划结构中似仍为市居宫北的格局，但实质已经变化，自不可与旧体系的“前朝后市”之制同日而语了。
礼制原是政治概念的产物，因旧都邑是奴隶主的政治城堡，故其规划非常重视礼制规划秩序，以体现它的特性。封建城市性质则不同，兼具政治经济双重职能，故礼制规划观念只适宜布置政治活动中心——“城”，而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廓”，则又当据城市经济发展规律要求别作安排了。
